二、三十年代的經學發展，面臨趨新疑古的重建局面。將中國學術納入世界學術的一部分，借重西方民主、科學的方法態度，以世界眼光及學術標準來觀照及重估中國治學的內容題材及方法，是當時學人亟待迫切與國際接軌，也是學術演進破舊立新必然的努力。本書集結林義光、聞一多、于省吾運用古文字訓詁《詩經》的實踐情形，郭沫若援《詩經》考古證史，避難沈潛、自勵堅貞的研究，蔣善國《三百篇演論》在新型文化產業出版等線索的環境下，提出概論式的詩經學專著等四篇論文，以及從宏觀的角度，述評香港學者對《詩經》名物研究，如以民俗學論《詩經》名物之增殖文化的陳炳良；或借用民族音樂學理論，闡述《詩經》分類的陳致；或承傳統經注互證方式，論列《詩經》婚期正時的盧鳴東；以及吳長和博物稽古的《詩經服飾資料通詮》與《詩經飲食資料通詮》等，並與臺灣、中國的《詩經》名物研究合觀，提出《詩經》名物研究既是物質文...(展开全部)

在韓國歷史上，朝鮮時期是關注儒學的頂峰時期。朝鮮學者的《詩經》研究在朝鮮時期的經學中佔有重要地位。本文的寫作目的在於了解朝鮮時期學者接受《詩經》的整體面貌。韓國朝鮮時期《詩經》學以主要參考朱熹《詩集傳》的出發點，對《詩》進行譯介。統治階層對《詩》義的理解，雖然強調《詩經》的教化功能，但也不乏深化與多樣化的面貌。到了朝鮮後期，隨著朝鮮社會經濟、思想的變革，對《詩經》的理解逐漸走出朱熹《詩集傳》的框架，趨於多樣化。不僅出現運用大量的文獻與西方科學文化知識而治《詩》的學者，深化了對《詩經》的文字、訓詁研究，還出現闡發先秦引《詩》用《詩》之義以強調《詩經》經世致用功能的學者。

本書選擇了宋王質《詩總聞》明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、 清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作為研究個案。這三本《詩經》專著，是宋、明、清三個不同社會潮流之下的產物，分別代表了在歷代《詩經學》的發展過程中三種不同方向的《 詩經 》研究。這三本專著，雖曾產生過關鍵性的影響，無論在以往或著是目前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現在聯繫起來一併討論，並且重新評價，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漢開始形成的有系統的、整體性《詩經》研究的演變情況。

本書選擇了宋王質《詩總聞》明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、 清方玉潤《詩經原始》作為研究個案。這三本《詩經》專著，是宋、明、清三個不同社會潮流之下的產物，分別代表了在歷代《詩經學》的發展過程中三種不同方向的《 詩經 》研究。這三本專著，雖曾產生過關鍵性的影響，無論在以往或著是目前，卻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，現在聯繫起來一併討論，並且重新評價，可以更清楚地了解自漢開始形成的有系統的、整體性《詩經》研究的演變情況。

本書主要是針對清代乾嘉時期漢宋學問題的探討，釐析清儒在論述語境中的漢、宋學含義，以及由此思想體系所呈顯的經典詮釋，希能提供一理解清儒在經典詮釋上態度變化依據的角度，進而彰顯清代義理思想的深刻內涵。各章所論述的主軸，均以彰顯「乾嘉時期漢宋學內涵」為論文的撰寫策略，嘗試擇取漢宋之爭中宋學代表－方東樹，漢學代表－焦循，漢宋兼采代表－黃式三等為研究對象，論析其相關義理主張：尤其焦循、黃式三均有詮解《論語》之作，可作為考察儒者在經典詮釋上態度變化的依據；並均以朱子《論語集注》作為參照，以突顯漢宋學義理系統在經典詮釋上之不同。

本書為作者多年來有關《詩經》研究之部分成果，共收入十篇論文，內容涉及中、日、韓三地之《詩經》研究，略依性質區分為「注疏篇」、「個論篇」、「日韓篇」等三部分。「注疏篇」包括〈《毛詩注疏》之《詩經》詮釋及其得失〉、〈論標點本《十三經注疏‧毛詩正義》中的幾個問題〉、〈《毛詩．關雎》篇《序》、《傳》、《箋》、《疏》之詮釋及其解經性格〉等文。「個論篇」包括〈《上博一‧孔子詩論》對〈關雎〉之詮釋論考〉、〈束皙補亡詩論考〉、〈倫敦所藏斯二七二九號敦煌《毛詩音》殘卷論考〉、〈權德輿「明經策問‧毛詩問」論考〉等文。「日韓篇」包括〈清原宣賢《毛詩抄》研究：以和《毛詩注疏》之關係為中心〉、〈吉川幸次郎之《詩經》研究方法〉、〈朝鮮正祖《詩經講義》論考〉等文。本書探討之範圍，時代方面，上至戰國楚竹書，下至現代標點本《毛詩注疏》；地域方面，及於中、日、韓三國。相對於以往之《詩經...(展开全部)